十六世纪是西班牙人的世纪，而这个世纪，在精神上则是一个充满迷惘和困惑，用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Ｔｏｒｂｊｒｎ Ｋｎｕｔｓｅｎ）的话说，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世纪。弥漫于欧洲的是精神上的焦虑和对西班牙权势的恐惧，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西班牙建立了最为残酷的宗教裁判所，西班牙统治者以上帝的名义介入各种纷争。但是，无论通过精神裁判还是武力镇压，西班牙都没有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西班牙确如同与风车相搏的堂·吉珂德，耗尽了力量，却一无所获。 

       最终拖垮西班牙的是“３０年战争”（１６１８年——１６４８年）。在那场战争开始的时候，西班牙是欧洲头号强国，而在战争结束时，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是瑞典和法国了。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宗教信仰的裁判权转向了各国君主。这些都说明，３０年战争之后，西班牙的权势全面地衰落了。战后十年（１６５９年），西班牙与法国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接受了法国主张的以比利牛斯山为“天然疆界”，又过了十年（１６６８年），法王路易十四同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签署了瓜分西班牙帝国的秘密协定，再过了三十年（１６９９年），法王路易十四与英王威廉连续签订了两个瓜分西班牙的协定。１７００年，路易十四的孙子坐上了西班牙王位，据说，西班牙大使在凡尔赛宫向新王跪誓效忠时，说：“比利牛斯山，不再存在。”从“以比利牛斯山为界”到“比利牛斯山不再存在”，只有四十年时间。自此以后，西班牙就被挂在了法国的战车上，它的命运总是由别国来决定了。 

       自那个时代以来，探究西班牙如何走向衰落，一直就是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上的一大课题。这里，我介绍一个小小的插曲。２００７年４月，在春雨淅沥的上海，一次聚会之后，笔者送吴敬琏先生及夫人回住地，车上，吴先生兴致盎然地谈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抵抗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国际运动，他轻轻地唱起了当时在中国左翼青年中家喻户晓的那首歌曲，我记得，吴先生是在谈及国内的民粹主义思潮时提到西班牙的。从那时开始，笔者对于西班牙的兴起和从大国行列中退出，一直保持着兴趣。

       在西班牙走向衰落的问题上，最核心的命题是，西班牙的资源无法承受庞大的帝国负担。因此，根据逻辑，要走出困境，只有适度地卸下身上的负担，也就是要进行战略收缩。但是，这种战略收缩并没有出现在西班牙决策者的头脑中，出现的却是相反的政策：卷入到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和压榨，结果导致更多的反叛和更多的战争。 

       研究西班牙历史的著名学者埃利奥特在论及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然而有理由问：在奥利瓦雷（３０年战争期间担任西班牙首相——笔者注）时期的西班牙，是否有任何人主张一种替代性的对外政策——一种试图缩小其紧要利益的范围，必要的话以牺牲名声保住支付能力？换言之，是否有任何人敢想不可想之事，即分阶段从帝国退却的可能性？” 

       他的回答是：“在奥利瓦雷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中间，我未发现这么一种替代性对外政策的任何迹象”，“政府在言论审查方面的严厉程度使人难以知道人们真正在思考什么，而不是表达了什么”。不满是存在的，但是“这一不满从未得到足够的表达”（以上埃利奥特的引文均来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保罗·肯尼迪编）。 
       
       埃利奥特将西班牙无法退却的原因归结为“名声依旧压倒一切”。这或许是很有根据的。退却意味着软弱，担心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从笔者的角度看，“从没有人提出过可以替代性的政策选择”，就说明了一切。这只能从当时西班牙的精神氛围中去寻找答案。从１４９２年开始直到１７世纪初期，西班牙在国内进行一次又一次心灵净化战争，但是这些战争完全失败了，在国内魔鬼仍在出没，在国外到处是敌人，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失败，弗里德里希·希尔写道：“结果西班牙只有采取两种办法来麻醉由觉醒引起的痛苦：一是加强镇压不同意见，二是掀起一股正统神秘主义的思潮。”他还写道，在西班牙的一切方面都能感觉到一种精神紧张（《欧洲思想史》，第２９６页）。 

       我认为，理解西班牙战略失败的起点，正是这种精神紧张引起的对失败的害怕，以及由此出发建立起的全面的恐怖统治。在这种精神氛围中，失败或退却都是不被容忍的，不只是在行动上不能容忍退却和失败，而且也不能在言辞上有这样的表达，剩下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像堂·吉珂德一样战斗到死。